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儒学学者，教育家。

生平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後自学，任教於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後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後授课於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於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着作。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於1955年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於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於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 1968年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晚年专致於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後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学术

钱穆自学成才，他的治学理念受吕思勉影响甚深。当胡适学派以反对“崇古”与“迷信”为理由，对中国先祖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义。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立定其国学大师，因其考证数十本秦汉古籍，排出先秦时各事件的先後顺序。後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以论证完整的二十八个不可通驳倒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当时再无学者为康文辩。

其他

原本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着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外界以为钱「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

钱穆在治学方面与胡适颇多抵触。胡适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於孔子；钱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於韩非，後於孔子。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後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就是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後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钱穆与钱锺书同宗不同支，钱锺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逝於杭州南路寓所。

评价

陈奎德博士认为钱穆“承继文化衣钵，以为中国文明招魂为志业，心系历史生命，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守护者，在北京政权摧毁中国文明的滔天洪水中，以自己的写作和研究，代文化立言立德，代历史立言立德。”

汪荣祖教授在《钱穆论清学史述评》一文以为:“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的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尤重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纪的人，写十九世纪之书。钱氏写清学史，似设身其境，与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似异代学者，作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李敖更认为「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令人皱眉，但他不以为足，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知识份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胜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爲他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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