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制度

明代早期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徵，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後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於少数，整体而言，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

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注军，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於五军都督府，亦隶属於兵部，有事从徵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

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後渐无法维持，军人生活水准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因此在嘉靖年间，在应付倭寇之乱时，将领戚继光在浙江地区采用招募民兵加以训练的方式，来取代不堪的卫所兵。 正因为明朝正规军卫所军的不堪用，故这些民兵，在明朝後期逐渐担负起维持明朝有效统治的作战部队，而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戚继光的召募以浙江人为主戚家军，及袁崇焕所召募以辽东人为主的关宁军。

外交

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厚往薄来，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来赚取好处。日本实际上是处于割据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从此之后，如果要来中国做生意，必需朝贡兼贸易，否则不予，这就是所谓的「朝贡贸易」，兼具有怀柔拉拢周围国家的用途。明朝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导致正常贸易地下化，转为走私贸易。贸易港集中地由广东、福建转往已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菲律宾、印尼。而海上的维持秩序角色由於中国官方的消失而导致海盗集团猖獗。由於海上贸易仍在暗处进行，美洲银器又大量流入中国，银开始成为流行的通货。

明成祖即位后，在永乐年间，派遣着名的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率远洋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又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子鲁出使撒马儿罕、吐鲁番、火州等西域十八国，加强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体现了永乐王朝的鼎盛和开放。

明成祖之后，其子朱高炽继位，也就是明仁宗。他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宣宗朱瞻继位，改年号宣德。宣德五年（1431年）闰十二月初六日，派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到了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后来倭寇横行，明朝加大了禁海的力度，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西元1567年）之後，倭寇逐渐平息，朝廷有鉴於对外贸易对沿海居民的重要性，才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间的走私贸易正当化，活络的国际贸易也使中国进入了逐渐成形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倭寇对明朝的海疆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是倭寇的主要构成并非日本人，而是中国沿海一带的破产流民。期间虽有朱纨和张经的抗倭，但最后都未能取得完全的成功。为防止倭寇的侵扰，世宗时期实行海禁，断绝对日贸易。直到戚继光等名将力行抗倭，倭寇才被剿清，海疆形势才趋于平静。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意欲占领朝鲜。万历廿年，日本进攻朝鲜，朝鲜国王逃到义州并派使节向明朝求救。明朝一度取得战争的胜利。中日一度进行和谈。但万历廿五年后，日本再次进攻朝鲜，战争进入僵局状态。万历廿六年，丰臣秀吉逝世，日本军心动摇，结果大败逃回日本。此即为壬辰卫国战争。这次战争严重削弱了明朝与朝鲜两国，明朝在张居正期间积蓄的国力大量被消耗，日本复又陷入分裂，女真部落成为相对的得益者。

明朝边境上最大的两个威胁明朝安全的部族是蒙古和满洲，时人称其为东虏和西虏。在明朝初年武功强盛时，一度将蒙古驱至漠北。之后伴随明朝的衰落，蒙古部也多次进攻明朝，诸如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明朝的疆界因此内缩，也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国力。俺答汗后期开始于明朝通好，其后的三娘子继承了和平的政策。明蒙之间边境安宁和平，互通有无。这种情况直到后金控制蒙古后才告结束。明朝早期曾经设置奴儿干都司来管理东北诸部，但后期东北的蒙古部和女真部日益强大，奴儿干都司被废，明朝在东北的控制力下降。17世纪后，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降服蒙古，于1616年建国后金，与明朝分庭抗礼。后金占领了辽东大部土地，曾对当地的汉人进行屠杀，并有入主中原的野心，严重威胁明朝的安全。1636年改国号大清，建立清朝，最终于1644年明朝灭亡后接替明朝统治了中国267年。

公元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愈甚渴望对中国的往来。明武宗正德七年（1513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对华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广州登陆，希望与明政府建交。后来，中国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并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列强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陆中国并接触中国。西方国家的东来，也使不少新鲜事物传入中国。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罗马教皇派出利玛窦去中国教区工作。由于万历援朝之战的爆发，利玛窦一行没能及时到达中国。后来战争中国得胜，利玛窦才能进入中国境内。由于利玛窦很快学会中文，并穿儒服、通儒书，他颇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后来他被举荐到北京，颇得神宗信任。他向中国进献坤舆万国全图、自鸣钟、日晷、西洋炮、望远镜、火枪、西药圣母像、十字架等贡品，先后在北京、肇庆等地展出。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另外他还将中国各种文化传入欧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可谓“贯通中西第一人”。另外，在明末时期有不少明朝军队曾装备火器，尤其是西洋大炮。

经济

明朝初年，由於多年的战争与元末政府的巧取豪夺，经济近乎在崩溃的边缘。明朝初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此外，商屯也相当盛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江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明太祖也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了生气，使明朝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

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不过明朝的农业发展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於宋元时期，红薯、南瓜、蚕豆、土豆、玉米、棉花等农作物已由国外传入中国，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国普遍栽种。此外，较容易栽种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种植於土壤相对较贫瘠的地区，对於粮食需求日增的明清两带尤其重要。万历年间，明朝的耕地总面积超过七百万顷，为明朝中叶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而在宋朝流行的俗谚「苏常熟，天下足」，由於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长江中游地区的快速开发，到了明朝时，已经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意即当时主要的米粮生产区已经转移到湖广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带。明末以後，湖广的米开始被长途运送至江浙、闽广等地区贩售，使当地农民开始改种经济作物。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随之出现的长途交通，都有利於工商业的发展。

手工业方面，明朝仍然延续了元代的匠籍制，也就是规定全国技术好的手工业工人必须於官营手工业部门服务的制度。明代定以前的匠户为匠籍，并规定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孙世代承袭，不得脱籍改行，但不同点在於明代时，他们不需永远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规定每隔几年轮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称之为轮班匠。但由於到京城的路途遥远，轮班匠仍然常常发生逃役的状况，於是在成化二十一年 （西元1485年），朝廷便下令轮班匠可缴交银两折抵役期，称为「匠班银」。而到了嘉靖四十一年，朝廷进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轮班匠每年纳「匠班银」四钱五分，从而废除了轮班制。但仍有部分工人留在官营手工业单位服务，匠籍制并未完全废除。

自明朝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松江潞安府有织机1.3万张，促进了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南京、临清等城市“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景德镇成为了世界瓷都。然而明朝推行“重农抑商”的原则以及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但远洋船舶吨位仍高达18000吨，占世界总量的18%。随着明朝纸币“大明宝钞”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白银为主。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了明朝经济的发展，中国占有世界白银产量三成左右。明代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是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由於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东南地区由於商品经济繁荣，成为了全国的经济集散地。由於商品经济的繁荣，明代形成了按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称为「商帮」，如徽州商帮、晋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苏州洞庭商帮、江西商帮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商人的地位在明朝时也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在价值上也等同於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此外，商业用的书也开始出现。商人为了实用目的而编写此类书籍，内容介绍贸易路径沿途的交通、习俗及商品行情等。此类书籍现存最早者为《一统路程图记》。此外，由於商业的发达，各地纷纷开始大量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商品，运销他处，使得区域分工日益明显。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外国的不少东西，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在中国城市都有卖。西方学者汉斯?布罗埃尔在其着作《最先抵达美洲的是中国人》（1972年）中写道：「中国凭藉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贸易都是顺差」。当时商业大都会有南京、北京、南昌、杭州、福州、广州、苏州、松江、淮安、扬州、济宁、临清、芜湖、仪征、景德镇、瓜洲等。 在世界上，明朝是16世纪、17世纪时期手工业、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人口

受元明之际长期战争影响，明朝初年有大量人口死亡、逃亡。洪武初采取休养生息奖励生产的政策，人口开始回稳。

洪武廿六年全国人口总数约有7270万，其中民户6650万，军户620万。在人口分布上，北五省人口1979万，占全国的27%；中五省人口有3818.8万，占全国的52%；南五省人口有1158.7万，占全国的16%。崇桢末年根据估计，人口应有1.5亿。

明朝前后发生例如多次人口移动。如迁江南人口入凤阳和苏北；迁山西民入北平、河南、山东；迁江西人入湖广；迁湖广人入四川等。明初移民规模宏大，合计达1340万。此外华南等地人民也有大量向南洋地区迁移。也有人口成量向山区迁移的，这也就造成了流民，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教育与科举

明初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政策，朱元璋本人多次强调：“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不先於学校。”并将学校列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书院因此沉寂近百年之久。也因此，明朝中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也就是国子监。而各府、州、县政府也皆立学校。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或相公。明处生员数目有定额，大致府学四十人，州学卅人，县学廿人。明代中後期，地方官员六事皆举者极少，“学校之政之修也久矣”，因此传统书院再次承担起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明代书院的创办，以嘉靖年间为最多，据统计，明代书院共有l239所。书院的经费来源，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官方拨置、和私人捐赠。由於政治上的牵连，书院屡遭劫难，共有四次禁毁书院的记载，但官方越禁，民间越办。

而明代晚期书院的兴盛，冲击了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藉机批评时政，例如曾讲学於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进而造成了东林党争。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

科举在明朝是正式的选拔官吏制度。科举考试分为两级，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大比。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考生必须用八股文做答。所谓股，即对偶之意。八股文萌芽于宋朝，形成于明成化以后。由于八股取士的制度，读书人既不通经史，又不谙实际，严重束缚了民众智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