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又名《
前汉书》,
中国古代历史着作。
东汉班固所着,是中国第一部
纪传体断代史。它沿用《
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列传」为「传」,改「本纪」为「纪」,删去「世家」。全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记载了上自
汉高祖六年,下至
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历史。《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遣辞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纪史的方式自《汉书》以后,都仿照它的体例,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自
班彪起即以着《汉书》为己任,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班固完成了《汉书》的主要部分。
汉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随从
窦宪出击
匈奴,参预谋议。後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时《汉书》还有八表和《
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命班昭(曹大家)入东观藏书阁补作,
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故汉书前後历经四人之手完成,历时四十多年。注疏汉书者有唐
颜师古注、清
王先谦补注。
写作动机
班彪鉴於武帝时,
司马迁着
史记,止於武帝太初时间,太初以後便阙而不录。後扬雄、刘歆等虽为缀续,但多鄙俗失真,不足以踵继<史记>,班彪乃发愤继续前史,终作成「後传」(列传)六十五篇。同时班固以班彪所续前史未详,遂本其父所作,潜精研究,续成其书。
班固亦有歌颂
汉朝功德之意。<汉书叙传>中,班固曾述其撰书之旨谓:「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後扬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知班固撰<汉书>以颂汉朝之功德。
内容体例
〈汉书〉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记载,以西汉一朝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全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共八十余万言。至唐代颜师古以〈汉书〉卷帙繁重,便将篇幅较长者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为现行本<汉书>一百二十卷。〈汉书〉中所载汉武帝以前之纪、传,多用〈史记〉旧文,武帝以後之史事,则为新撰。
〈汉书〉中的「纪」共十二篇,是从汉高祖至平帝的编年大事记。虽写法与〈史记〉略同,但不称本纪,如〈高帝纪〉、〈武帝纪〉及〈平帝纪〉等。由於〈汉书〉始记汉高祖立国元年,故将本在〈史记?本纪〉的人物如项羽等,改置入传中;又由东汉不承认王莽之政权,故将王莽置於传中,贬於传末。
〈汉书〉中的「表」共八篇,多依<史记>旧表而新增汉武帝以後之沿革。前六篇的记载包括汉初同姓诸侯之〈诸侯王表〉,异姓诸王之〈异姓诸侯王表〉,高祖至成帝之〈功臣年表〉等,藉记录统治阶层来达到尊汉的目的。後二篇为〈汉书〉所增,包括<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物表>,其中<古令人物表>一门,班固把历史的着名人物,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分为四类九等,表列出来;<百官公卿表>则详细介绍了秦汉之官制。
〈汉书〉中的「志」共分十篇,是专记典章制度的兴废治革。由於〈汉书〉已用「书」为大题,为免混淆,故改「书」为「志」。〈汉书〉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的:并〈史记〉的「礼书」、「乐书」为「礼乐志」,「律书」、「历书」为「律历志」;改「天官书」为「天文志」,「封禅书」为「郊祀志」,「河渠书」为「沟洫志」,「平准书」为「食货志」。又新增刑法、五行、艺文、地理四志。其中如〈地理志〉详述战国、秦、汉之领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及高门大族与帝王之奢靡等。〈五行志〉集有关五行灾异之说而编成。〈天文志〉则保存上古至哀帝元寿年间大量有关星运、日月蚀等天文资料。〈刑法志〉则概述上古至汉之刑法及点出文、景用刑之重,更指出武帝进用酷吏而导致之恶果。〈食货志〉则详述上古至汉之经济发展。〈沟洫志〉则言上古至汉之水利工程,并言治河之策。各志内容多贯通古今,而不专叙假述西汉一代事蹟。
至於〈汉书〉中的「列传」共七十篇,仍依<史记>之法,以公卿将相为列传,亦以时代之顺序为主,先专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和外国传,最後以乱臣贼子王莽传居末,体统分明。至於传的篇名,除诸侯王传外,一律均以姓或姓名标题。〈汉书〉列传於文学之士的传中,多载其人有关学术、政治的文字,如〈贾谊传〉载〈治安策〉;〈公孙弘传〉载〈贤良策〉等,此皆〈史记〉没有收录的。而列传中的类传有〈儒林〉、〈循吏〉、〈游侠〉、〈酷吏〉等,此外又新增〈外戚列传〉、〈皇后列传〉、〈宗室列传〉,此亦为〈史记〉所没有的。在四裔方面,有〈匈奴〉、〈西南夷两粤朝鲜〉、〈西域〉等三传。「列传」最後一篇是〈叙传〉,述其写作动机、编纂、凡例等。又「列传」各篇後均附以「赞」,说明作者对人或事的批评或见解。「列传」以记载西汉一代为主。「列传」各篇後均附以「赞」,即仿〈史记〉篇末「太史公曰」的体例。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作「叙传」,述其写作动机、编纂、凡例等。 ’
史学地位
《汉书》开创了断代为书的先河,体例亦为後世所本。盖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本位政体,本朝人往往不敢直评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较合着者之心理,因前朝已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後正史均以断代为史。
另外,《汉书》亦继承纪传体优点,此後正史均沿用纪传体之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於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後世史家所采用。
此外,《汉书》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汉书》十「志」中,《食货志》为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有系统地敍述了秦汉水利建设;《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着作,开创了後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礼乐》、《郊祀》、《刑法》三志分别记载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五行》、《天文》和《律历》三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艺文志》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极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
同时,班固也开创了目录学,在《艺文志》中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古代的学术着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加以论述,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为人们研究上古至西汉末年旳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着作,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和学术文化史。
再言,《汉书》确立了书志体。十「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於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汉化部分更为详细。书志体始创於《史记》,《汉书》加以发展,後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汉书》十「志」为依归。书志体也成为後世典章制度史的编着所模仿,如唐代杜佑《通典》。
另一方面,《汉书》也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西汉一代有价值的文章,《汉书》几乎搜罗殆尽。它既袭用《史记》的资料,又新增了不少史料,在收录人物的同时,多引述其政治、经济策论,如《贾谊传》收入《治安策》、《晁错传》收入《言兵事书》等。同时,也为史事拾遗补缺,如《萧何传》增补了「项羽负约,封沛公於巴蜀为汉王」的史事。
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了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继承了《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的料,把《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敍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後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评价
後世学者对《史记》、《汉书》的评价大异,或褒《史记》贬《汉书》,或褒《汉书》贬《史记》。唐朝以前比较重视《汉书》,宋朝以後较看重《史记》。
晋人
张辅论班固、司马迁说:「迁之着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
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
苏秦、
张仪、
范睢、
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
郑樵对於《汉书》有过批评的激烈,他认为班固写史“断汉为代”,缺乏会通,使古今的联系中断,“……自《春秋》之後,唯《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迁之门户自此衰矣。”(《
通志》总序)。
另外郑樵《通志》里还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因为班固写过《两都赋》、《幽通赋》的文章,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又说“迁之於固,如龙之於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
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通志》总序),已近乎人身攻击,有失学者风度。
清人
章学诚说:“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