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罗尔德·达尔在1916年出生於威尔斯卡地夫的兰达夫，罗尔德的父亲是哈拉尔德·达尔（Harald Dahl），母亲是苏菲·玛德莲·达尔（Sofie Magdalene Dahl），都是挪威人。达尔一家在1880年代由挪威迁往卡地夫。罗尔德是因一个当时挪威的民族英雄北极探险家罗尔德·亚孟森而得名的。他在家中跟他的父母及姊妹说的是挪威语。达尔和他的姊妹在卡地夫挪威水手的教会施洗及命名，那里是他们父母上的教会。

在1920年，罗尔德3岁的时候，他7岁的姊姊艾丝翠得（Astrid）死於盲肠炎。大约一个月之後，他父亲死於肺炎，时年57岁。他的母亲虽然可以选择回到挪威与亲戚一起生活，但她还是决定留在英国，因为罗尔德的父亲生前一直十分希望他的儿女能在英国接受教育，他认为英国的教育是最好的。

罗尔德最初就读於天主教兰达夫学校（Llandaff Cathedral）。8岁那年，他和四个朋友放了一只死老鼠在「吝啬又讨人厌」的普莱契太太（Mrs. Pratchett）店中的糖果罐里，校长为此打了他们一顿。

於是，罗尔德被转到一所寄宿学校，但在那里他过得非常不愉快。他十分想家，几乎每天都会给家里写信，不过他从来都没有在信里显示出他的不开心。在母亲去世後，他才发现她收藏了所有当时往来的信件。

在德比郡的立普顿公学，他是级长的小跟班，在他的早年比较重要的一部份中，他拥有了他自己的小书桌。他的个子很高，在成年後有1.98米，他擅长运动，因而成为学校的壁手球和回力球队的队长，还是学校足球队的成员，这令他十分受人欢迎。那个时候，他逐渐喜欢上了摄影。在他就读这所学校期间，吉百利食品公司（Cadbury），一家巧克力制造厂，偶尔会寄新的巧克力产品到他的学校让学生测试味道。达尔常常想自己发明一些新的巧克力，希望得到吉百利食品公司的赞扬，而这也触发了他的灵感，并以此写出他的第三本书，《查理与巧克力工厂》。

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他都会在暑假时回他父母亲的祖国挪威，多数时间都是去享受海岸边的峡湾。他自传体的作品，《男孩：我的童年往事》（Boy: Tales of Childhood）就主要是讲述那段童年时光。

在完成学业後，他用了3个月在纽芬兰与一个称为公学探险组织（Public Schools' Exploring Society）的队伍远足。在1934年7月，他加入了-(zh-hans:壳牌;zh-hant:壳牌;zh-hk:蚬壳)-公司（Shell Petroleum）。经过2年在英国的训练後，他被调到坦葛尼喀（今属坦尚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他与其他两位雇员前往那里，居住在达累斯萨拉姆外围地区的高级房屋，有着一个厨师和私家仆人。在工作上，他得横越坦葛尼喀提供石油给顾客，他曾在途中遭到树眼镜蛇、狮子和其他野生动物的袭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1939年的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逼近的时候，有一个计划要将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数百个德国人包围。达尔和14个达累斯萨拉姆的英国人，在坦尚尼亚被任命为军官，每人指挥一组英皇非洲步枪队（King's African Rifles）民兵。达尔对此和包围行动感到十分焦虑不安，但他还是完成了这命令。

之後，在1939年11月，他加入了皇家空军。在经过达累斯萨拉姆到奈洛比的600公里车程後，他获许与其他20个人进行飞行训练，他们当中有17人後来死於空战。他以DH虎蛾式飞机（De Havilland Tiger Moth）进行了7小时40分钟的单飞实习。在他的飞行过程中，他十分享受鸟瞰那些肯亚的野生动物。他继续往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皇家空军的海本尼亚空军基地（RAF Habbaniya）进行高级飞行训练。驾驶6个月霍克哈特式双翼飞机（Hawker Harts）後，他成为了一个空军少尉，被分派到皇家空军第80中队，驾驶老式的「斗剑者号」（Gladiator）。达尔在知道自己不会为空战而受训，甚至不会接受驾驶「斗剑者号」的训练时感到十分惊讶。

在1940年9月19日，达尔被命令驾驶他的「斗剑者号」由埃及的Abu Suweir到阿米利亚补给燃料，而後又到利比亚Fouka第二次补给燃料，再飞往马特鲁港南方30公里的第80中队小型机场。在最後一段航程，他找不到小型机场，而且夜色将近，燃料愈来愈少，他被迫试图降落在沙漠中。不幸地，起落架撞上巨砾，令飞机坠毁，他的头骨挫伤，鼻子陷到脸颊之中，两眼受伤。他勉力把自己拖出那燃烧着的飞机残骸。後来，他在第一本出版的作品（後叙）中提及过这一次飞机坠毁的事。皇家空军发现这一次飞机坠毁是因为达尔被通知的飞行地点完全错误，达尔错误地飞往英国与意大利势力范围间的缓冲地带，因而导致这次事件的发生。

达尔获救并被送往马特鲁港（Mersah Matruh）的急救站。他在那里恢复了知觉，但他的视觉没有同时恢复。之後他被送到了亚历山大港的皇家海军医院。他爱上了那里的一个护士，玛丽·威兰（Mary Welland），也是他8星期後恢复了视力後第一个看到的人。（在他还未能看见的时候只是爱上她的声音。恢复了视力後他决定不再爱她了）医生们说他再也没有机会飞行了，但在1941年2月，他被送往医院的5个月後，他被允许离开，又投入飞行工作。

在这时候，80中队在靠近希腊雅典的Elevsis，配备好霍克型的飓风式战机在希腊之战中与英国远征军并肩作战。他在1941年4月驾驶另一种战机代替飓风式战机飞越地中海，他只有少许操作指南和7小时的练习时间。在这个战争的阶段皇家空军只有18架战斗机在希腊，14架霍克型的飓风式战机和4架布伦海姆轰炸机。

4月15日，他在高昔斯（Chalcis）进行了他的第一次空战，与四架正在攻击船只的轰炸机对战，并操纵他的飓风式战机打下一架容克88型俯冲轰炸机。在4月16日的另一场空战中，他打下了另一架容克88型俯冲轰炸机。在4月20日达尔与空军中队长及他的朋友大卫·库克（David Coke）继续参与雅典之战，打下一些敌机。

在德国仍在对雅典进行压制时，达尔奉命撤回埃及。

80中队重新被召集到巴勒斯坦的海法（Haifa）。有四个星期，达尔每天都得进行飞行任务，在6月8日他打下了敌方的侦察型波泰63型战斗机；6月15日，打下了敌方的容克88型俯冲轰炸机，但之後他开始头痛，而且在飞机急速转向或变速的时候，产生短暂失明或昏眩的症状，他因此退役回到英国。这时他的军阶是空军上尉。

1942年，他在被调往华盛顿後开始写作。他第一本出版的作品是Shot Down Over Liby'，描述他「斗剑者号」的坠毁事件，在1942年8月1日发表於《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福雷斯特（C.S. Forester）原先是希望达尔能先写一点皇家空军的趣事，他再加以润饰使其更具故事性。不过当福雷斯特读了达尔给他的故事後，他决定内文不需再经任何修改。原本的标题是 A Piece of Cak'，後来的标题更具戏剧效果，但忽略了飞机坠毁与敌方行动毫无关系的事实。

在战争期间，福雷斯特在英国资讯服务（British Information Service）工作，并为同盟国撰写宣传文宣，主要在於宣传美国人的消耗。 这让达尔加入了间谍活动，隶属於英国安全协调处（British Security Coordination），他的上司就是以勇敢闻名的加拿大间谍头子威廉·史蒂芬逊（William Stephenson，或称Intrepid）。在战争期间，达尔提供华盛顿的情报给史蒂芬逊。当达尔回到英国，由於大使馆官员怀疑他对国家的忠诚，令他受到不合理的对待，达尔回忆道：「那些大男孩把我一脚踢出（情报单位）。」（大男孩此指年轻或经验不足的官员）。史蒂芬逊之後晋升了他的官职，并把他送回华盛顿的工作岗位。 战後，达尔写了一些关於神秘组织的历史，他和史蒂芬逊即使在战争结束数十年後仍然维持着朋友关系。

战争完结时，达尔是皇家空军的中校。他5次空战胜利的记录经由战後调查证实，轴心国的记录也可以与此互相对照证实。

後期的生活

家庭

达尔曾与奥斯卡金像奖得主的美国女演员派翠西亚·纳阿尔（Patricia Neal）共度了30年的婚姻生活（1953年－1983年）。他们有5个孩子：奥莉维亚（Olivia，7岁时死於麻疹）、泰莎（Tessa）、西奥（Theo）、欧菲莉亚（Ophelia）和露西（Lucy）。

当西奥4个月大的时候，坐的婴儿车被计程车撞到，导致他的脑袋受到重伤，得了脑水肿，眼睛也几乎瞎掉。罗尔德为此与几位专家共同研究出了WDT（Wade-Dahl-Till），一种可以使症状减轻的医疗品。西奥因而康复，之後顺利长大成人。

1965年，派翠西亚·纳阿尔在怀着第五个孩子露西时，曾三度中风。罗尔德试了各种方法让她慢慢地康复过来，中风一年後，纳阿尔又能重新行走、说话了，他们在1983年离婚。他其後娶了芙莉希蒂·克罗斯兰（Felicity Crosland），这场婚姻就一直延续至罗尔德逝世为止。

欧菲莉亚·达尔与医生保罗·法默（Paul Farmer）共同建立了健康夥伴（Partners in Health），一间旨在为那些贫困的社区提供医疗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她同时也是该组织的负责人。露西·达尔，是洛杉矶的一个剧作家。泰莎的女儿苏菲·达尔（Sophie Dahl，罗尔德作品吹梦巨人中的夥伴的灵感来源）是一位知名的模特儿与作家。她描述外祖父为「非常特别的人—非常强壮、总是处於主导地位……他不像米佛姊妹的父亲在屋子中大声叫喊，取而代之的是确凿而有把握的形式。

反犹太主义

达尔宣称他是反犹太主义者，为此他在以色列遭受到联合抵制。

1983年夏，他在《文学评论》写了一篇书评，批评通利·克里夫顿（Tony Clifton）发表在《新闻周刊》的《God Cried》——一本具高度争议性、描述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图画书。达尔的批评指出在1982年6月的黎巴嫩战争时，「我们都开始恨以色列人」。这本书容易使读者采取极端的反犹太立场。根据传记作者杰瑞米·特雷格罗恩（Jeremy Treglown）的说法，达尔起初写了「我们都开始恨犹太人」，但《文学评论》的编辑基连·格林威（Gillian Greenwood）把达尔写的「犹太人」改为「以色列人」。根据此版本的译文，达尔顺理声称：「我不是反犹太主义者。我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据称，达尔认为由於发表这些反犹太的言论，使自己不能成为一直很想当上的爵士。 根据在2003年披露的政府文件所示，达尔曾经在1986年拒绝接受不列颠帝国官佐勳章，理由可能正是因为他太想要获得爵士头衔。

根据至少两位传记作家的说法， 在达尔为自己的批评作辩护时，他告诉一位记者：「犹太人有一种特性，他们挑起仇恨……我的意思是，无论在任何地方反对任何东西，总是会有个原因；即使是像希特勒般可鄙的人也不是没有原因地选择他们的。」但是根据特雷格罗恩的说法，达尔仍旧与犹太人朋友私下保持友谊。

在晚年，达尔偶尔试图淡化一些对於反犹太主义的指责，在作品《单飞》（Going Solo）中，有一些插曲同情地描写了德国犹太人的流亡者；主张也与之前不同，宣称他反对的是不公正，而不是犹太人。他从不曾从他对於以色列强硬的立场退缩，但是在1990年，离他逝世不远之前他告诉英国独立报：「我无疑地是反以色列的，且我逐渐成为反犹太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