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贝多芬一家原籍佛兰德梅赫伦，他名字中的“凡”（van）并非德语中的“von”，并不代表任何贵族封号，而是用来显示其家乡。贝多芬的祖父，也同名路德维希·凡·贝多芬，20岁时迁居波恩，在科隆选帝侯宫廷内当一位乐队长。父亲约翰则是一位唱诗班男高音。母亲玛丽亚·马达琳娜·凯维利希（Maria Magdalena Keverich）是宫廷御厨的女儿。她在出嫁约翰之前曾结过一次婚，并产下一子，但原先的丈夫与儿子皆早逝。她与约翰在1769年8月2日产下一子，名路德维希·玛丽亚·凡·贝多芬（Ludwig Maria van Beethoven），但六天后就夭折了。

1770年12月16日，这段婚姻中的第二个儿子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以「Ludovicus van Beethoven」之名受洗。日后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孩子是在1770年12月16日在波恩的波恩胡同（Bonngasse）街20号出生的，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证据。路德维希的父母日后还生下了5个子女，但只有第2和第3个活了下去。他们是卡斯帕·安东·卡尔·凡·贝多芬（Kaspar Anton Karl van Beethoven）和尼古拉斯·约翰·凡·贝多芬（Nikolaus Johann van Beethoven）。不幸夭折的三位则是：在1779年受洗的安娜·马里亚·弗兰切斯卡（Anna Maria Franziska，只活了四岁）、1781年出生的弗兰兹·乔治（Franz Georg，2岁时离世）、1786年受洗的马里亚·马格丽塔（Maria Margaretha，在周岁之年夭折）。

最初，贝多芬家庭情况还算如意。约翰的经济状况不错，老路德维希在经济上也能帮助一下这个家庭。约翰有酗酒的习惯，脾气暴躁，母亲则体弱多病，这是日后作为长子的贝多芬必须挑起家庭重担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因此，贝多芬爱母亲远胜于父亲。贝多芬可能在5岁时患有中耳炎，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这可能为其日后的耳疾埋下祸根。

贝多芬年纪很小就开始接受音乐训练。他的音乐启蒙老师正是其父。6岁就能作曲的莫扎特无疑给贝多芬的父亲立了一个榜样。为了使自己的儿子贝多芬也成为一位神童，约翰很早就教贝多芬弹奏钢琴。这样的做法虽然使得贝多芬在1778年就能在科隆登台演出、11岁就在剧院乐队演出、13岁就成为风琴师，并发表了3首奏鸣曲，但却显得揠苗助长。约翰有时甚至会在深夜将贝多芬从床上拉起，要他在朋友面前演示其音乐才能。贝多芬因此在上学时显得注意力不够集中。11岁的时候，他就因父亲财力不济被迫辍学。他在学校所学到的应该不会很多。而此时的贝多芬，和其他11岁的孩子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真正的音乐启蒙

约翰的音乐教育缺乏系统性（一说1782年。为了养家，1788年（一说1789年。它们不但在当时没得到上演的机会，现在也是鲜难听到（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在DG公司录制了它们），虽然如此，并不意味着它们挥挥衣袖而不留一片云彩，这两部早期作品其实已颇具大家风范，特别是「利奥波德清唱剧」里那首长大的咏叹调，大提琴托着女高音的行文样式，让人倍感新鲜的同时，还有一种脱俗的美。不久之後，奥地利作曲家海顿在从维也纳到伦敦的旅程中两次在波恩逗留，接触到贝多芬，并对前一首清唱剧大加赞赏，海顿因此劝科隆大主教将贝多芬送到维也纳深造。贝多芬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1792年，他再度踏上前往维也纳的行程，路程长达500英里，费时一周。

紮根维也纳

11月10日，贝多芬抵达维也纳。他用了三周时间整理安排自己的事务，之后正式到海顿处上课，直到海顿1794年去伦敦为止，超过一年。海顿此时已年老，时间又紧，加上贝多芬出名的倔强性格，所以贝多芬究竟在海顿底下学到多少，并不清楚。美籍印度天体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在他的《真理与美》一书中提到，贝多芬在师从海顿这段时期，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并有时现出挑战的意味。因此在据说海顿强烈批评他的Op.1里面的第三首c小调三重奏时（它正是贝多芬自己认为三首里面最好的一首），贝多芬会认为这是妒嫉使然。但海顿可能并非诟病作品的质量，而是作品里面的“大众化”，就是一般的业余演奏者也能对作品上手，而且其内容迎合了当时一般大众的品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海顿的批评则体现了18世纪末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冲突：音乐是否是专属上层阶级的奢侈品？贝多芬无疑正在努力打破这种贵族特权，夹在第二钢琴协奏曲和第一交响曲的Op.20七重奏是一首优雅幽香的作品，贝多芬甚至“逼”出版商道：“快点将我的七重奏给这个世界吧，因为大众正等着它。” 海顿去伦敦后，贝多芬继续他在维也纳的深造，他得到约翰·申克（Johann Schenk）的指导，并且在约翰—格奥尔格·阿尔布雷希茨贝格（Johann-Georg Albrechtsberger）门下学习了一年的对位法。着名的萨列里也为贝多芬非正式地上过声乐课。而阿罗伊斯·科斯打（Alois Forster）则教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可以说，贝多芬在维也纳不但学习到当时最先进的音乐理论，而且体会了前辈的音乐实践经验。他在此期间写有三首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作品1号，三首钢琴奏鸣曲，作品2号，一首弦乐五重奏和两首钢琴和大提琴奏鸣曲。

初到维也纳的两年，贝多芬非常拮据，他住在一个地下室里。为了自己在音乐界立身，他不得不在服装，乐器，家具，还有社交方面花钱，例如，他的笔记本上记有这么一笔“25个格罗申，为自己和海顿买咖啡”。他每花一个格罗申都要掂量一下。对此，有趣的是，人们在贝多芬身后发现一份未完成的回旋曲随想曲手稿，上面写有标题“丢失一个格罗申的愤怒”，虽然上面的手迹并不是贝多芬的，也没有证据显示贝多芬同意给这首回旋曲叫这个名字。迪亚贝利买下手稿并作了一些修改使之完整。钱银问题只能靠他自己的音乐来解决。他在沙龙里举行小型音乐会，能得到一些贵族的赏识，获得一些生活品。贝多芬的赞助人有很多，其中包括卡尔·冯·里希诺夫斯基（Karl Alois Johann-Nepomuk Vinzenz, Fürst Lichnowsky），安德雷·拉祖莫夫斯基公爵（Count Andrey Razumovsky），伊斯特霍兹（Esterházy）和约瑟夫·罗伯克维兹王子（Prince Joseph Lobkowitz）。再后来，版权成为贝多芬的收入来源。他并不喜欢去当一名音乐老师，为贵族千金上课使他反感。但是他的确当过家教为人上钢琴课，其学生中不乏有名的演奏家如特雷莎·布伦斯维克（Tereza Brunswik）和多罗蒂阿·维特曼（Dorothea Ertmann）。

1795年他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一次音乐会，曲目是他于1794到1795年创作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钢琴协奏曲》在时间上比第一号要早），由他本人演奏钢琴。演出获得了成功。这首钢琴协奏曲，被普遍认为颇有“维也纳味” 。当时有人评论道，作为钢琴家的贝多芬有着“火花，光彩，幻想还有深邃的情感。”这次音乐会，是贝多芬第一次向维也纳展示自己。此时的贝多芬已经开始看到成功的光芒，他不但被邀请出席一些有名的慈善音乐会。而他1795年为维也纳美术协会年度舞会所写的《12首德国舞曲》，甚至比海顿一过即逝的同类型创作得到更多的青睐。即使是两年之后，仍可听到人们对它们的赞励之声，还被以钢琴版本的形式刊出。但正是此时贝多芬出现了耳疾的先兆，他描述道：“耳朵里常闻低鸣和呼啸”，后人还怀疑在1797年贝多芬曾得病，非常有可能成为其日后全聋的先着。但是，这并没有让贝多芬停下，他为其巡回演出写出了《C大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而在1799年，贝多芬发表了可能是他最早的最受欢迎作品之一：c小调《悲怆奏鸣曲》（Pathétique，即第8号钢琴奏鸣曲）。作品是献给贝多芬的朋友卡尔·冯·里希诺夫斯基亲王（Carl von Lichnowsky）的。与后来的“热情”和“月光”不同，这个“悲怆大奏鸣曲”（Grande Sonate Pathétique）名字是贝多芬自己命名的。奏鸣曲被认为是表现了贝多芬面临耳疾的痛苦，准备承受命运所带来的煎熬。与一般的奏鸣曲开章就是快板不同，“悲怆”先是有一段庄严缓慢的乐段，再进入快板。第二乐章徐缓甘美。而一年之后，他的第三钢琴协奏曲，被认为是贝多芬对现代协奏曲有重要影响的四部协奏曲第一部（3，4，5钢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完成。钢琴的比重增加，整部作品非常恢宏，无独有偶，作品仍是贝多芬非常擅长的c小调。但1800年最值得一提的作品，却是《第5号小提琴奏鸣曲》“春天”。单从名字人们就可对音乐略感一二，但是这个春之名却不是贝多芬的手笔，是后人因其幸福暖意洋溢，而加上去的。这种现象，日后还会在贝多芬的作品中出现。同年，他在1799年下笔的第一交响曲完成。这些早期的作品，都有着海顿莫扎特等人的古典主义风格：乐章内旋律的发展，乐章之间的松散关系，个人情感的隐藏等。但是在这之后的不久，贝多芬就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而比《悲怆》高出半个音的《月光奏鸣曲》则出自1801年。这首以升C大调作为基调的作品，比起《悲怆》更显示出了一种新的风格。它还有一降E大调的姐妹篇，贝多芬将这种奏鸣曲新类型命名为“幻想般的奏鸣曲”（“Sonata quasi una fantasia”）。作品是献给贝多芬的钢琴学生康泰斯·朱利叶塔·贵契阿迪（Comtesse Giulietta Guicciardi）的，但两人之间可能不只是单纯师生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她就是贝多芬那位“永恒的爱人”。而奏鸣曲的“月光”之名则是要等到贝多芬死后才有，这是因为德国诗人路德维希·莱尔什塔勃（Ludwig Rellstab）对它第一乐章做出了如此描述：“犹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小舟一般。”这是来自诗人自己泛舟琉森湖之往事。那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即贝多芬为一盲女孩即兴演奏，灵感忽至而成就了这首奏鸣曲，则为这首作品增添了几分童话色彩。

1801年贝多芬着手创作清唱剧《基督在橄榄山上》（Christus am ?lberge）。虽然这部作品在1803年就首演了，但是贝多芬坚持对之修改，直到1811年才发表。贝多芬学者迈纳德·所罗门斯（Maynard Solomons）认为，这部作品有贝多芬暗示自身生活态度的意味，“对自己的个人，音乐和意识进行深刻思辩”。到了1802年，贝多芬原拟将自己的A大调第九号小提琴奏鸣曲献给乔治·布里治涛尔（George Bridgetower），但是后者一次酒后狂言，得罪了贝多芬的一位朋友。贝多芬一怒之下，将奏鸣曲献给了当时非常优秀的小提琴家鲁道夫·克罗采（Rudolphe Kreutzer）。于是，这首奏鸣曲便被冠以“克罗采奏鸣曲”之名。而克罗采却终身未演奏过此曲，还嫌曲子是不可演奏的。也是在这一年，贝多芬到维也纳的修养地圣城（Heiligenstadt），意图靠当地矿泉水浴，以治疗自己日益严重的耳硬化症。虽然前一年贝多芬还写下过：

{{Cquote 2|我决心扫除一切障碍，我相信命运不会抛弃我，我恐怕需要充分估量自己的力量，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但是在圣城他的情绪则一度陷入低谷，还写下了一封寄给自己兄弟的信，后世称之为《圣城遗书》（一译海利根施塔德遗书）（Heiligenst?dter Testament）。这封信在1827年才被发现。信中的语气如此悲观可怜，贝多芬的耳疾导致其出现自杀的念头，只有他的音乐，和一种模糊的对世人的使命感才让他免于自己逼自己走上绝路。但是，和这封遗书几乎同时杀青的《第二交响曲》却是讲述着另一种人生态度。交响曲意气风发，全无惆怅阴霾，让人看到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歌颂。这首音符版本的宣言无疑让前面说到的文字版本显得真伪难定。但是，研究表明，遗书是真的，而且《第二交响曲》早在贝多芬休养前就已大体完成，圣城期间只是细节上的修改而已。这样将两者在时间上错开可以勉强解释事体，《第二交响曲》也因此得了个别名“英雄的谎言”。无论如何，《第二交响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隐约可见日后贝多芬的身影，第一乐章迅厉的行进，紧凑的节奏，能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第四乐章，极快的快板，则被柏辽兹称为第二谐谑曲。《第二交响曲》很快在1803年就在维也纳第一次与听众见面。同年贝多芬也得到了维也纳戏剧院作曲家这一职位，并着手进行下一部交响曲的创作。

《英雄》

18，19世纪之交，法国大革命震动着欧洲大陆，摇摇欲坠的神圣罗马帝国更是因此而走向历史的终点，德意志民族在等待统一的时机。此时登上历史舞台的拿破仑，首先以维护共和、扞卫革命的面目出现，一时间成为很多青年心目中的“普罗米修斯”，是革命的代表和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据说早在1798年，驻维也纳的法国大使贝尔纳多特将军曾建议贝多芬为拿破仑写上一曲）创作了芭蕾舞音乐《普罗米修斯的生民》，有应和这种波拿巴热的意味。但是编舞者维加诺却让贝多芬失望，普罗米修斯的英雄气概在舞台上并未得到充分表现。于是，有共和，民主和自由追求的贝多芬就要用自己的双手，告诉世人，甚至是拿破仑本人，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何等形象。而为此诞生的，正是《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这也是与之前海顿莫扎特式的作曲动机不同的，这不再是应某位有钱的侯爵，或为一个上流社会的小群体而写的作品。贝多芬出自个人动机去写它，献给的是“永恒（的世界）”和“人类”。相比起以前，作品在大众面前被奏响，而作曲者自己则退居幕后，而听众在《第三交响曲》中可听到作曲家本人自己的心声，愿望，激情和世界观，这也是音乐发展到当时，即使不是第一次，也是为数不多的第前几次。综上，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交响曲篇幅这么长，达45分钟左右，因为它里面要包含比以往命题作曲更多的精神内涵。这部交响曲，是音乐史发展到当时为止所见的最宏大的器乐作品，不但是贝多芬自己创作史上的转折点，更是交响曲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这部《第三交响曲》完成于1804年，在它面前，《普罗米修斯的生民》更像是一次试手。舞剧音乐的终曲，一段快乐而又雄健的乐曲，贝多芬对之钟爱有加，不但用它写出了《降E大调英雄主题变奏曲》Op.35，还会将之放到《第三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中，可见“普罗米修斯”与《第三交响曲》之间乐思和政治理念的传承。这部第三对他的意义非比寻常，而他自己则对这部投入了自己激情和理想的作品非常满意。确实，也只有如此，贝多芬才有将之献给法兰西第一国民议会，甚至是拿破仑的心理基础。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是出乎了贝多芬的想象。 1804年5月，法兰西第一帝国成立，这无疑是拿破仑称帝的先兆，而称帝的仪式在12月2日巴黎圣母院举行。对贝多芬来说，这不单单是共和制被帝制取代，而是拿破仑背叛了革命。于是，指挥家费迪南·里斯（Ferdinand Ries）讲述了一个可能有所夸张故事，贝多芬撕去了《第三交响曲》上写有献给拿破仑的扉页。目前人们可在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看到贝多芬1804年8月的亲笔手稿，原来的“Sinfonia grande/intitolata Bonaparte”（为波拿巴而作的大交响曲）被划去，取而代之的是模糊的铅笔字迹“Geschrieben auf Bonaparte”（以波拿巴为题材而作）。交响曲中“英雄”一名，来得有点含糊。1804年8月26日贝多芬在写往出版商的信中提到，交响曲的标题为《波拿巴》。但它在1806年第一次出版时，就已经被冠上“《英雄交响曲》 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的标题。就是说，这首交响曲更多的是献给一位理想化的人物，他会为人类的解放而战。当时的贝多芬不论对拿破仑有多反感，后来肯定有所缓和，在1809年一次拿破仑原定出席的音乐会上，贝多芬指挥了这首交响曲。而且他还考虑将自己的《C大调弥撒曲》献给拿破仑。当1821年拿破仑逝世时，贝多芬对此说道：“我早已为此变故写好了合适的音乐。”，结尾的三下和弦抖擞地为第一乐章降下末音。而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显得深广又宏大，被指挥家魏恩加特纳描述为“埃斯库罗斯式”的，大型的赋格将本乐章带到其高潮。经过稍轻松的谐谑曲之后，进入极快板的第四乐章。开章先是震撼有力的和弦，然后突然一收，弦乐的低鸣慢慢将乐思领入来自《普罗米修斯的生民》的主题变奏组，它占领了乐章的整个中部，临结尾处出现一下急落，沉寂，再随一下铜管高奏涌起，欢乐的颂歌踏着庄严的步伐完成了这次音乐历程。全曲一气呵成，毫无拖沓之感。

《费德里奥》

1802年，贝多芬受到经营维也纳两个大歌剧院的布劳温男爵的委托，去创作一部歌剧。脚本由法国剧作家布依提供。这就是《莱奥诺拉》Op.72，但是他并没想到，这部歌剧会如此要他翻稿数次，附上这么多的心神疲累，而且成为他作曲谱上的唯一。歌剧第一稿完成于第三交响曲完成后的1805年，分为三幕。歌剧讲述的是一位妇人为救身陷囹圄的丈夫而化身假扮成狱卒助手，在监狱里打听丈夫下落，并最终救出了他。这正是18，19世纪之交非常流行的题材。

1805年法军开进维也纳，歌剧首演，但是可惜演出非常失败，第三天就被迫停演。贝多芬只能不断去修改。1806年，歌剧被压缩为2幕，虽立刻被撤销停演，但报界的评论变得温和了些，并把失败归咎于脚本。直到1814年5月26日第四次公演，歌剧才获得成功。反观第一稿和最终稿，不但幕数改变了。一些曲目的顺序也做出了调整，例如终稿里第一首二重唱最初是被放在马泽琳的咏叹调之后的。一些曲目也被删除了。而且贝多芬写了不下4首序曲，第四首简短的费德里奥序曲最终被选作歌剧前奏。其余三首被命名为莱奥诺拉序曲1，2和3号。第一首从没被用上，后来作为Op.138号出版。第三号则被马勒用在第二幕终场前，以赢得时间去转换布景。非但序曲，歌曲中几乎没有没被重写的东西。例如第二幕弗洛伦斯坦的宣序调和咏叹调被修改达18次之多。

相比起康塔塔，弥撒等单纯颂唱福音的体裁，贝多芬在这部歌剧中可以说能直白很多。歌剧的题材已经带有很清楚的民主自由意向，特别是其中的《囚徒的合唱》“噢！自由啊，自由，你会回来吗？”，紧接着却是一位囚徒的警告“小声点，控制一下自己，我们是时刻有耳目监视的啊！”第二幕被认为完全是歌颂莱奥诺拉的英雄气概和大革命的伟大人道主义。其终场，实在可堪比《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两者都是以合唱高歌的形式表达了喜悦感恩之心。而在《费德里奥》之后，贝多芬可能再也找不到合适的题材，而没写上第二部歌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