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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

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和理论重视谋略，这在《孙子兵法》一书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据传还有《司马法》、《吴子》、《尉缭子》、《六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同属武经七书的着作和孙武子孙所作的《孙膑兵法》，但大多散轶不可考。还有一些关于军事的篇章，诸如《左传》中“曹刿论战”一篇关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论述，为后世所称道。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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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对外交流

主条目：中国对外关系史

在古代，中国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皇帝是这个文明世界的领导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以中原为世界的中心，中国视周边地区为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认为中国以外之人为未开化之人，中国以外之地称为“化外之地”，词语皆带有蔑视的意味。中国因为其文化影响力，在其周围一直存在着一个“中华文化圈”，其传统范围一般包括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和东南亚地区。另外，周边国家历代向中国朝贡，这种制度到了清朝达到最成熟的地步。朝鲜、越南（旧称安南）、琉球国是朝贡国的典型。

中国的地理环境比较封闭，北边是大漠，西边是高山，东南是大海，限制了古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交往。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很大的威胁。战国期间中国就开始在北方修筑长城抵御匈奴的攻击。汉初对匈奴以防御为主，典型的政策是和亲。汉武帝时，汉朝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并且一度将匈奴赶到漠北。但汉武帝身故后的国库空虚，使得汉朝政府又改为和亲政策，以保政治平安和经济繁荣稳定，其间最着名的就是昭君出塞事件，据说汉元帝当时因惊为天人还舍不得将其嫁给匈奴单于呼韩邪。

自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中国和中亚的交流就非常频繁，中亚的汗血马深受汉朝皇帝青睐，同时中亚的一些作物如苜蓿等也被引进到中土。

2000多年前的中国就以丝绸之路和中亚、欧洲相互交流商品，出口丝绸和茶叶等商品。从汉朝开始，朝鲜半岛和日本就和中国有贸易往来和交流。自东汉起，印度的佛教文化开始传播到中国，并最终在中国扎根，还经由中国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

唐朝的繁荣时期，长安成为当时世界的最重要城市之一，宽容地接受世界各地而来的文化。新罗在唐王朝支持下统一了朝鲜半岛，和中土的往来非常密切。日本曾多次派遣遣唐使到唐朝，全盘学习和接受了大唐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还仿制汉字，以为日本文字，其都城也仿造长安的样子打造；有趣的是，日本在入侵朝鲜半岛的白江水战败于隋朝后，认识到隋朝的强大和自身力量的不足，遂派“遣隋使”赴中土拜会中国皇帝并取经，不料起锚出发后中国改朝换代，只好临时改称“遣唐使”，即第一次出访大唐的使者。遣唐使中最着名的就是晁衡和吉备真备等人，其中晁衡和王维、李白等人是好友，王维为其回国饯行的时候还亲手写了一篇《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并序》相赠；鉴真和尚也东渡日本，讲经说法，将佛教教义播撒到这个东瀛岛国。另外，阿拉伯商人在长安街头也经常可见，并且有人通过科举考试在大唐做了官。大唐和史称天竺的印度交往也很频繁，唐僧玄奘法师历经艰险，过沙漠、翻山越岭，终于在印度取到真经，宣扬大乘佛法，成为众所仰慕的三藏法师，其故事后来还被改编成广为流传的《西游记》，为后世所称道。

宋朝时期，虽然中国版图内国家林立，战乱频仍，陆路交通不便，但是造船业和海上贸易发达，且罗盘针已经应用于航海，使得对外贸易超过了历史水平。

元代的疆域广阔，国力强盛，中国和欧洲国家以及伊儿汗国、钦察汗国等多个国家有广泛的交流。马可波罗是其中最着名的代表人物，他得到大汗忽必烈的接见，在元朝都城大都做过官，见识过“会燃烧的黑色石头”（煤），回国途中还做过元朝赴伊儿汗国的赐婚使。

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是航海史上的壮举，三宝太监郑和的宝船比哥伦布的远洋船结实、庞大得多，当时中国的国策是宣扬国威，而不是掠夺式的殖民，所以近有东南亚，远有东非索马里和阿拉伯半岛，众皆欢喜以待。自明朝开始，有许多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其中就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一大批开明的传教士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带到了中国，例如《几何原本》等。

清朝时，英国使者带礼品到中国来为乾隆皇帝祝寿时，被中国当以“朝贡”对待，并因英国从东部海路过来，而称之为“英夷”，且要英国使臣以三拜九叩礼参拜，后来经过妥协，使臣以见英王礼，单膝跪地而告终。

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被迫正视自己的衰败与西方强大的军事、科技实力。

《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屡次被迫割地赔款，例如《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中法新约》（第一个中国战胜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法国茹费理内阁因中法战争而倒台），《中俄密约》。

再如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即今下关）而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并默认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吞并琉球的事实，后来因为德国、法国和俄罗斯三国的干涉才以三千万两白银的价格赎回辽东半岛（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划定势力范围和抢占租借地的狂潮，比如英国占据长江流域，俄罗斯划定长城以北地区和新疆，德国划定山东，日本划定福建，法国划定广东、广西和云南等。

另外，《朴次茅斯和约》（即《日俄讲和条约》）虽然是俄罗斯和日本所签订的和约，但是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在中国东北，且该条约也涉及两国在中国东北利益和特权的划分，因而也算是一个涉及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辛丑条约》是代表中国的清政府和八国列强的最后一个大的不平等条约，赔款巨大（参见庚子赔款），允许外国驻兵，且要严办排外的人民起义（即义和团运动）和在镇压起义中办事不力的官员。清朝也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际地位较低，直到中华民国成立后才开始逐渐有所改观。

即便如此，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清朝的GDP在世界上仍占有较大的比重(全球的约五分之一)，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所以自从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发现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独“统治世界三分之一之生灵”，在清政府倒台后对中国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分别支持各地的军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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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一边倒”策略，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中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1953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1954年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解决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派出周恩来领导的代表团，1955年总理周恩来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席间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既打消了许多国家对于共产主义的忧虑，又促进了会议的团结，展现了共和国外交的魅力。

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解散，共和国从此走上了完全独立发展的道路，并积极与在亚、非、拉三大洲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并陆续得到了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等西方国家的承认。但是美国仍然承认在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共产党政权采取孤立封锁政策。

19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日本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逐渐恢复正常，并取代因内战失败迁往台湾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而得到联合国代表权，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70年代末期，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访美。

1980年代通过与英国和葡萄牙的谈判，用一国两制的方式，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分别收回对香港和澳门的领土主权，并分别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关系一直较为融洽，但1980年代末期的社会动荡使得西方对华进行经济和贸易制裁，其中军备禁运至今未能解除。

1990年代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方关系趋于缓和，制裁也逐一解除，目前欧盟也在考虑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但面临美国和日本阻力，解禁还需要较长的路要走，美国和日本则在近期内还看不到解禁的前景。另外，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对周边国家经济的复苏和地区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目前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政治舞台，在联合国、东盟“10＋3”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论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积极向世界多个战乱地区诸如黎巴嫩、海地、利比里亚派驻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工兵、警察和监督停火的军事观察员为主）；对朝鲜半岛六方会谈的顺利召开和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接受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近年来随之经济地位的提高，经济和资源外交日渐活跃，且与香港、澳门、台湾等大中华圈地区一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长期以来与日本的历史积怨问题，政府也逐渐低调处理“新编历史教科书”和“靖国神社”问题，以温家宝总理访日为开端，开始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之间“政冷经热”的怪圈，展开务实外交，主张两国面向未来、共同发展，受到日方好评。新的外交政策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越来越摆脱受害者的心态，而朝着大国的目标前进。

但目前也遇到诸如对外贸易顺差过大而面临西方强烈要求人民币迅速升值的压力而又不愿重蹈日本覆辙的难题，同时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即将召开又引发“记者无国界组织”关于言论自由和国际人权运动关于苏丹人权状况的非议，此外最近被西方媒体大作文章的中国制造食品、药品、产品的全面非议也部分损害了共和国开放国门后作为“世界工厂”的良好形象。另外，“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崛起”作为学术和战略话题，一直为西方所重视和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和平崛起”（后因“崛起”意味着靠武力兴起而改称更为低调的“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的论调加以回应，但仍不能令西方信服，一直以警惕和忧虑的目光审视着这一人口大国的兴起。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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